与郑板桥一起解读扬州
历史地看，社会上层人物的城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在“我的朋友胡适之”写日记之前的上千年太平年月里，中华帝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读书人，以自然宗法和家族社会为基础，在地缘、血缘和私塾与科举的学统交织的网络中，共享对祖先、知识、财产
无疑，18世纪的扬州呈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当李孝悌将文人感怀身世的回忆，纳入士大夫的“城市经验”的取景框时，对于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追寻与诠释，就显示出独特的历史意义。正像水绘园之于冒辟疆，随园之于袁子才，无不体现出记述者的身份与心境，对他观看城市空间的方式与视角的影响。李孝悌说：“不论是对困厄生活的写实性描述，或对城市景物的历史想象，郑板桥的文人观点，都让我们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图像和盐商炫人耳目的消费文化之外，找到另一种想象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这些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更繁盛和诱人的城市风貌。”
读书人向城市聚集
北京，1895年，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还没法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这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这短短20年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36.00元）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入上海”与“居上海”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以报刊为形式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多种类型的学会、党派、团体开始形成。随着传统的考试制度被现代学校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开始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描述，这些变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正如方平在《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00元）中揭示的那样，清末最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的社会中孕育、产生了某种具有现代导向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它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社会有机体，既在单数意义上显现为一个个特定的民间组织、民间机构、公共交往场所，亦在复数意义上显现为一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单数”与“复数”的描述，足以证明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报刊、学会、社团，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它们像巨大的磁场，吸引了那些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光绪九年（1883），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当他目睹这座城市书肆、妓馆、茶园、酒楼的奢靡胜景后，不禁在日记中感慨：“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如果说，刘氏之言透露出的，是此前士大夫与这座城市既疏离又融合的微妙心态；那么，十多年过去，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既包括了开明士绅、报刊编辑，也不乏学堂教习、自由作家。他们以活动和舆论，积极参与并塑造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入上海”与“居上海”成了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浸润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不过，上海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结社立会传统、清议传统等，也是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坐标。因此，从上海的公共领域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书院、会馆演变的痕迹，探寻到“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不论是维新报刊、戊戌学会，还是张园和惜阴堂，沉甸甸的收获成就了清末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中罕见的丰年。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中心点”，牵动着整个中国权势网络的分布格局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调整。
理性思考和欲望想象
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继续借助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传媒产业，在城市空间里掀起政治和文化的风浪，但对其深层的解析要比表面的判断更加复杂。一方面，当时仰赖于都市化的职业分工和文化网络，比起王韬辗转奔走、梁启超奋笔疾书的时代而言，已经大为完备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外国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裂与再度组合，民国时期仍在继续。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倾向和趣味的丰富多彩――既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也不乏关于大都市消费生活的欲望想象。
1904―1932年间的《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颇具特色的“松散的自由主义群体”。按照洪九来在《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25.00元）的界定，从张元济到杜亚泉再到胡愈之，他们所守护的基本价值信念，介于保守和自由之间，在办刊理念上，体现为独立性与兼容性相统一的特征，在社会思想与政治主张上，深具理性主义和调和主义色彩。
和《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不同，《东方》杂志是一个由民营经济主办的、自负盈亏的商业性刊物，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论坛。根据该刊编者的声明，《东方》杂志就是要成为一个“上下古今派”，一个无所不包的“仓库”，既要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又允许他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论者）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
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强烈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东方》杂志的保守主义倾向却非常明显。不过，它并不因为自己的主张，拒绝向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言论开放论坛。在文化大论战中的数次风波，如杜亚泉和蒋梦麟关于“何为新思想”之争，胡愈之和张东荪有关“理性与兽性”之争，都在《东方》杂志的版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即使对陈独秀、罗家伦这些看似与《东方》杂志格格不入的新文化健将们，《东方》杂志一面与之切磋辩难，一面仍在刊载对方的稿件。
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并没有模糊《东方》杂志论者的风格。《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体现了他们试图将民族主义呼声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糅合到一起的努力。民族主义并未游离于民主政治思想之外成为一种孤立狭隘的排外情绪，而是促成中国社会改良的一个有力的、必要的强化剂。《东方》杂志的一系列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塑造的“有容乃大”的公共领域，得到了合理的保留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过程中，上层主流思想与城市通俗文化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特别的样式。借用李孝悌的看法，如果说，《东方》杂志、北京大学和新潮社的知识精英之间交流的话题，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申报》广告则用一种快乐、刺激的方式，营造了官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位上的现代性。这让人看到了思想高墙的背后，世俗生活明明灭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申报》广告通过怎样的方式，将快乐、健康、幸福、美丽、品位、高尚、身份、意义等概念予以重新建构和解读，从而对上海芸芸众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实施隐性支配的，这正是王儒年的《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5.00元）的兴奋点所在。
“中秋夜，吃团圆酒，吸大喜烟，看小翠花演戏，亦人生之快事也。”“公余之暇，入休息室，坐自由椅，吸金马烟，阅名家小说，其乐陶陶，虽南面王不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两则香烟广告，折射出1920―1930年代的《申报》广告的全部努力，无不以满足人们眼、耳、口、鼻、舌、身的官能欲望为目的，所有的广告都要你“及时行乐”，“而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快乐的目的就是快乐，只要拥有快乐，你的人生就是美好的人生。”
无疑，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申报》广告，在上海市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中风行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身份认同，《申报》广告都可以通过光怪陆离的广告形象和话语予以展现。如同作者所说的，“这也让世俗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拥有幸福人生、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价值，并满足爱国者、上等人、高雅人士等各种虚拟的自我认同”。上海社会世俗化转型和城市品位的塑造，就在霓虹灯下饮食男女们“马照跑，舞照跳，歌照唱”的迷梦中，款步前行。
知识分子的“内战”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十年中，思想文化的革命之火烧毁了传统观念，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目标上也出现了分歧。那些倾向于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进化的人，和一批倾向于政治行动、造反和暴力革命的人之间的裂缝加深了，摒弃批判理性的主张也越来越激烈。其余的知识分子，则部分地根据领军人物的知识背景和个人性情，皈依到某一方的旗帜之下。王晓渔在《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20.00元》）中，试图从知识分子与文化空间的关系，探求其观念的变化与冲突。
192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同时受到籍贯（地缘关系）、城市文化空间以及留学经历和年龄的多重影响。对于北京知识分子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胡同的密切关联。不论是在南池子缎库胡同还是钟鼓寺，胡适的住宅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空间。在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住宅，北大国文系（“北大同人”）、章氏同学会（“太炎门生”）、浙江同乡会（“某籍某系”）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臧否人物，“作竟日之乐”。同样，在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分别聚集着《现代评论》派和新月社的盟友们。但是，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随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去不复返了。胡同里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组合，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八道湾胡同的“语丝派”开始朝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开火；而他们与其余两个胡同的知识分子的交锋，之后也将在上海陆续展开。
在1920年的前中期，北京是文化中心，广州逐渐成为革命中心，上海并不是最为知识分子瞩目的城市。而到了中后期，上海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胡适和他的新旧朋友们，或从北京南下，或是从英美留学归来。各大高校、出版机构以及社团聚餐会，是他们在上海交往的公共空间。然而，在热心文艺还是侧重学术和政治上，胡适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摩擦。分歧不仅发生在胡适和徐志摩之间，也发生在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之间。
鲁迅这一方的情形也颇为尴尬。在与创造社合作的蜜月期过去之后，随着新一批留学日本的文学青年的加入，郭沫若与鲁迅建立联合战线的计划，与李初梨、冯乃超等“分裂联合”的计划构成尖锐矛盾。郭沫若称之为“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成仿吾则表示郭沫若准备恢复《创造周报》是“幻想”。双方的混战开始了。在创造社成员眼中，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牙齿等等均成为嘲笑和攻击的对象，而到了鲁迅笔下，创造社募股筹资、聘请律师的行为都遭到批评。稍后，太阳社也发起了对鲁迅的批判。
知识分子“内战”的原因，不同群体或许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其中，政治力量和党派意图支配的力量不容小觑――特别是在左翼倾向的作家群体当中。如同王?森所说，到了“五卅”时期，“主义”的崇拜成了新的道统，目迷五色的各种主义在中国竞逐。193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政府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知识分子的内部分歧似乎已经超越了他们对抗外部高压政治的一致性”，从此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冲突与紧张。
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心化与自我边缘化的紧张始终并存。民国的前20年，当知识分子在现代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的舞台上唱响华彩乐章，他们似乎成功地依附城市、塑造城市，并在城市里创造了一个自主的和多样化的“美丽新世界”。可是，这只是军阀混战时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此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却是，士绅社会的瓦解，使得知识分子与传统割断了联系，城乡之间的鸿沟越发难以弥合，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失去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的知识分子，在身份与权力上，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虚拟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在十分混杂而又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于抗战的离乱之中升腾起一曲天鹅之歌。之后的情况，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敏锐地揭示的：“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西方之不得体的模仿，面对马克思主义那缓慢而又扎实的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艺术和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在政治发展的促进下，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化了，中国似乎重新找到了其思想凝聚力的道路。”
